人與書
（雙月專欄）
2026/01/ 總第24期/ 單月中旬出欄
鄂爾多斯市圖書館2026.01.21
目錄
Contents
▲ 讀書與讀人
◇《人與書》2025年度總目錄 ┄┄《人與書》電子專欄編
展開剩余98%◇威廉·福克納┄┄余華著
▲ 古籍與文獻
◇科學進步與航海圖┄┄[英]彼得·惠特菲爾德 著 也卜 譯
◇清代奏折的傳遞┄┄唐浩明著
▲ 科學、技術、創新
◇ 尋找正確的非共識：中小科技公司的突圍之路┄┄許英博著
◇黃仁勛的技術之思┄┄[美]斯蒂芬·威特 著 周建工 譯
▲ 手稿與舊書刊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刊物《新青年》（上）┄┄[日]中井政喜 著
◇《人類知識原理》手稿┄┄[英]伯特蘭·羅素 著 王鑒平 譯
▲ 記憶與口述
◇圖說“中國留美幼童”┄┄高宗魯譯注
◇1982年：季羨林先生回母校┄┄龐德治著
▲ 博物、非遺、旅游
◇中國古代官服┄┄ 劉治娟 著
◇ 博洛尼亞國家藝術畫廊┄┄ [意]貝亞特莉切·布斯卡羅利 編 孫迎輝 譯
▲圖書館、藏書、藏品
◇ 館藏印記┄┄ 薛冰 著
▲ 讀書與讀人
◇《人與書》2025年度總目錄
《人與書》電子專欄編
▲ 讀書與讀人
◇ 《人與書》2024年度目錄┄┄《人與書》電子專欄（2025.01，總第18期）
◇ 《羅馬法》對于財產權的確立 ┄┄ [日]板谷敏彥 著 王宇新 譯（2025.01，總第18期）
◇ 論人的狀況 ┄┄ [法]帕斯卡爾 著 何兆武 譯（2025.01，總第18期）
◇ 精密計時革命之前和之后的歷史 ┄┄ [美]大衛·克里斯蒂安等著 劉耀輝 譯（2025.02，總第19期）
◇ 《愛因斯坦旅行日記》譯后記 ┄┄ 方在慶（2025.03，總第20期）
◇ 環環相扣，不可再生 ┄┄ 張曼菱 著（2025.04，總第21期）
◇ 《張謇傳》引言 ┄┄ 章開沅 著（2025.05，總第22期）
◇ 我書架上的神明 ┄┄ 朱正 著（2025.05，總第22期）
◇ 迎接新時代 ┄┄ [日]岡本隆司 著 馬靜 譯 （2025.06，總第23期）
◇ 袁世凱和他的時代 ┄┄ [日]岡本隆司 著 馬靜 譯（2025.06，總第23期）
▲ 古籍與文獻
◇ 《四庫全書》總閱官尹壯圖 ┄┄ 何磊（2025.01，總第18期）
◇ 《丹尼斯·塞諾內亞研究文選》再版說明 ┄┄ 羅新（2025.02，總第19期）
◇ 《丹尼斯·塞諾內亞研究文選》自序 ┄┄ 丹尼斯·塞諾著 羅新譯（2025.02，總第19期）
◇ 《清史地圖集·序》 ┄┄ 鄒逸麟（2025.03，總第20期）
◇ 愛因斯坦在上海留下的唯一墨跡 ┄┄ 愛因斯坦 著 方在慶 譯（2025.03，總第20期）
◇ 寫給美國援助中國工業合作委員會主席的信 ┄┄ 愛因斯坦 著 方在慶 譯（2025.03，總第20期）
◇ 唐寫本《說文》殘卷 ┄┄ [日]內藤湖南 著 錢婉約 譯（2025.04，總第21期）
◇ 古籍書影、圖錄工具書 ┄┄ 施廷鏞 編著 李雄飛 校（2025.04，總第21期）
◇ 館藏1945—1949年歸綏市工商業同業公會檔案綜述 ┄┄ 劉宏 主編（2025.05，總第22期）
◇ 《蔣良騏及其〈東華錄〉研究》序 ┄┄ 王思治 著（2025.05，總第22期）
◇ 古籍與文獻參考《明清紀元簡表》 ┄┄ 周遠廉 著（2025.06，總第23期）
◇ 中國嘉德“來自波士頓美術館中文古籍拍賣專場”的述評 ┄┄ 韋力 著（2025.06，總第23期）
▲ 科學、技術、創新
◇ 《芯片戰爭：世界最關鍵技術的爭奪戰》推薦序 ┄┄萬維鋼（2025.02，總第19期）
◇ 科學史與技術史：哲學家傳統與工匠傳統 ┄┄ 吳國盛（2025.02，總第19期）
◇ 阿那克西曼德的遺產 ┄┄ [意]卡洛·羅韋利 著 張衛彤 譯（2025.03，總第20期）
◇ 科學與藝術 ┄┄ 赫胥黎 著 雍毅 譯（2025.03，總第20期）
◇ 《科學革命與現代科學的起源》中譯者序 ┄┄ 楊俊杰 著（2025.04，總第21期）
◇ 數字語言與計算以及幾何學的起源 ┄┄ [美]卡爾·B．博耶 著 [美]尤塔·C．梅茲巴赫 修訂 秦傳安 譯（2025.05，總第22期）
◇ 邏輯和數學 ┄┄ [英]W．C．丹皮爾 著 柏林 譯（2025.05，總第22期）
◇ 事出必有因：摩爾定律 ┄┄ [英]約翰·D．巴羅 著 唐靜 李盼 譯（2025.06，總第23期）
◇ 圖示科學發展的核心理論 ┄┄ 成生輝 崔維成 著（2025.06，總第23期）
▲ 手稿與舊刊
◇ 晚清四大小說雜志 ┄┄ 楊義 著（2025.04，總第21期）
◇ 清末民初綜合刊物創刊號8種 ┄┄ 彭衛國 主編（2025.05，總第22期）
◇ 面對《戲雜志》的反思 ┄┄ 楊義 著（2025.06，總第23期）
◇ 1877年版《日知錄集釋》 ┄┄ 翁長松 著（2025.06，總第23期）
▲ 記憶與口述
◇ 商會的出現 ┄┄ 王燁（2025.01，總第18期）
◇ 記憶中的鄉村生活（上） ┄┄ 陳正卿（2025.01，總第18期）
◇ 丹尼斯·塞諾的學術生涯 ┄┄ 羅新（2025.02，總第19期）
◇ 記憶中的鄉村生活（下） ┄┄ 陳正卿（2025.02，總第19期）
◇ “愛”之“橋”—— 深切緬懷鄭貞銘先生 ┄┄ 丁士軒 （2025.03，總第20期）
◇ 清廷頒詔禁止婦女纏足 ┄┄ 《紐約時報》（2025.03，總第20期）
◇ 從一張畢業證說起 ┄┄ 柳謀 著（2025.04，總第21期）
◇ 平民教育家晏陽初（節選）┄┄ 宋恩榮 著（2025.05，總第22期）
◇ 北京地鐵的開工典禮 ┄┄ 舒云 著（2025.06，總第23期）
◇ 記梅貽琦夫人韓詠華 ┄┄ 周文業 著（2025.06，總第23期）
▲ 博物、非遺、旅游
◇ 明代紙幣┄┄[英]尼爾·麥格雷戈 著 余燕 譯（2025.01，總第18期）
◇ 北京四合院的文化價值┄┄王世仁（2025.01，總第18期）
◇ 朱開溝遺址 ┄┄ 國家文物局（2025.02，總第19期）
◇ 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館 ┄┄ [意]保拉·拉佩里編 著 鄭昕 譯（2025.03，總第20期）
◇ 個人的誕生 ┄┄ [韓]李真淑 著 高偉婷 高瑩 譯（2025.04，總第21期）
◇ 巴黎奧賽美術館 ┄┄ [意]西蒙娜·巴爾多蕾娜 編著 項妤 譯（2025.04，總第21期）
◇ 世界文化遺產及其原真性與完整性 ┄┄ 杜金鵬 王刃余 著（2025.05，總第22期）
◇ 巴黎盧浮宮 ┄┄ [意]亞歷山德拉·弗雷格蘭特 編著 婁翼俊 譯（2025.05，總第22期）
◇ 四大名繡 ┄┄ 劉治娟 著 （2025.06，總第23期）
◇ 柏林畫廊 ┄┄ [意]威廉·德羅·魯索 編 肖夢婭 譯（2025.06，總第23期）
▲ 圖書館時空（圖書館、藏書、藏品）
◇ 明“四夷館”┄┄烏云高娃（2025.01，總第18期）
◇ 亞歷山大圖書館（約公元前301年） ┄┄ 英國DK公司著 呂天擇，陳千千譯（2025.02，總第19期）
◇ 圖書館服務宣言 ┄┄ 中國圖書館學會七屆四次理事會（2025.03，總第20期）
◇ 梅貽琦的西書東藏 ┄┄ 劉錚 著（2025.04，總第21期）
◇ 明代的圖書和出版事業 ┄┄ 劉國鈞 著 鄭如斯 訂補（2025.05，總第22期）
◇ 清代前期的圖書和出版事業 ┄┄ 劉國鈞 著 鄭如斯 訂補（2025.06，總第23期）
▲ 藍色的故鄉
◇ 呼包鄂烏一體化發展與高新技術園區┄┄ 編纂委員會（2025.01，總第18期）
【資料來源】《人與書》電子專欄2025年第1至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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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福克納
余華著
▲ 威廉·福克納
我手里有兩冊《喧嘩與騷動》，一冊是一九八四年出版，定價1.55元，印數87500冊；另一冊是一九九五年出版的，定價18.4元，印數10000冊。這十一年里，我們經歷了很多變化，就像《喧嘩與騷動》的定價和印數一樣，很多事物都已經面目全非。當然也有不變的，比如這兩冊《喧嘩與騷動》都是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都是同一位出色的學者和翻譯家李文俊的譯文。這沒有變化的事實似乎暗示了我們，一個過去的時代其實并沒有過去，它和我們的今天重疊起來了，它的存在并不是為了讓我們這些擁有著過去的人在回憶往事時增加一些甜蜜，或者勾起一些心酸，而是繼續影響我們，就像它在過去歲月里所做的那樣，影響著我們的理解和判斷。也是同樣的道理，威廉·福克納是永存的。
這是一位奇妙的作家，他是為數不多的能夠教會別人寫作的作家，他的敘述里充滿了技巧，同時又隱藏不見，尤其是他的一些中短篇小說，外表馬虎，似乎敘述者對自己的工作隨心所欲，就像他叼著煙斗的著名照片，一臉的滿不在乎。然而在骨子里，卻是一位威廉·福克納，他在給蘭登書屋的羅伯特·哈斯的信中這樣寫道：“……需要精心地寫，得反復修改才能寫好……”這就是威廉·福克納，他精心地寫作，反復修改地寫作，而他寫出來的作品卻像是從來就沒有過修改，仿佛他一氣呵成地寫完了十八部長篇小說，還有一堆中短篇小說，接下去他就游手好閑地在奧克斯福，或者在孟菲斯走來走去，而且還經常打著赤腳。
就像我們見過的那些手藝高超的木工，他們干活時的神態都是一樣的漫不經心，他們從不把自己的認真顯示出來，只有那些學徒才會將自己的兢兢業業流露在冒汗的額頭和緊張的手上。威廉·福克納就是這樣，敘述上的訓練有素已經不再是寫作的技巧，而是出神入化地成了他的血管、肌肉和目光，他的感受、想象和激情，他有足夠的警覺和智慧來維持著敘述上的秩序，他是一個從來沒有在敘述時犯下低級錯誤的作家，他不會被那些突然來到的漂亮句式，還有艷麗的詞語所迷惑，他用不著眨眼睛就會明白這些句式和詞語都是披著羊皮的狼，它們的來到只會使他的敘述變得似是而非和滑稽可笑。他深知自己正在進行中的敘述需要什么，需要的是準確和力量，就像戰斗中子彈要去的地方是心臟，而不是插在帽子上搖晃的羽毛飾物。
這就是威廉·福克納的作品，像生活一樣質樸，如同山上的石頭和水邊的草坡，還有塵土飛揚的道路和密西西比河泛濫的洪水，傍晚的餐桌和酒販子的威士忌……他的作品如同張開著還在流汗的毛孔，或者像是沾著煙絲的嘴唇，他的作品里什么都有，美好的和丑陋的，以及既不美好也不丑陋的，就是沒有香水，沒有那些多余的化妝和打扮，就像他打著赤腳游手好閑的樣子，就像他的《我彌留之際》里那一段精彩的結尾——“‘這是卡什、朱厄爾、瓦達曼，還有杜威·德爾。’爹說，一副小人得志、趾高氣揚的樣子，假牙什么的一應俱全，雖說他還不敢正眼看我們。‘來見過本德侖太太吧。’他說。”——他就是這樣一位作家，寫下的精彩篇章讓我們著迷，讓我們感嘆，同時也讓我們發現這些精彩的篇章并不比生活高明，因為它們就是生活。他是這個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始終和生活平起平坐的作家，也是為數不多的能夠證明文學不可能高于生活的作家。
一九九七年八月十五日
【資料來源】余華文學課：九歲的委屈和九十歲的委屈／余華著，桂林：漓江出版社，20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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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與文獻
◇ 科學進步與航海圖
彼得·惠特菲爾德 著 也卜 譯
整個l8世紀到19世紀中葉，法國巴黎一直是人類文明之都，法國從l7世紀后期開始專門資助科學研究和各門工業技術發展；從l8世紀到19世紀，法語是歐洲科學研究和文化藝術領域的通用語，跟歐洲中古時代延續下來的拉丁語具有同樣的文化統治地位。雖然英國從17世紀到19世紀，在海上建立了無可置疑的霸權，但對于歐陸文化甚至美國文化的影響，都非常可憐。除了牛頓之外，當今物理學和數學各主要學科的其他基礎理論，基本都是在18世紀這一百年中，由法國、比利時和德意志諸國的各大學的大學教授和喜愛科學研究的貴族及官僚們提出來的，因為法國巴黎科學院每年都舉行科研和工程學征文大獎賽。航海以及船舶設計學相關諸學科的研究，就是在法王路易十四、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這將近一個世紀的不停資助過程中，發展起來的。
▲ 約翰·哈里森的H4計時器，1759年。
17世紀和18世紀的航海圖同這一時期的地形圖一樣，不僅更加詳細，而且覆蓋面也更廣：截至l700年，人們已經可以查閱到有關孟加拉灣、西印度群島、中國南海、新幾內亞和西澳大利亞的詳細航海圖。但是，為了讓航海圖更加準確，航海圖必須以準確的地球和天體幾何參考系以及空間坐標為依托。通過觀測天空，可以客觀地知道自己的位置，但最大的困難是天球（CelestiaI Sphere）（顯然）一直在圍繞地球運動。不過幸運的是，北極星為北半球的水手提供了一個幾乎固定的點，通過觀測這顆不動的恒星來計算緯度便比較容易了。但是在南半球，同樣在確定經度這樣重要的問題上卻沒有這樣固定的點可供參照，航海家們不得不借助于其他運動中的天體。他們利用預先計算好的天體位置表來解決球面的幾何問題，然后把他們在天空中看到的位置轉換成地圖上的位置。除此之外，他們還必須有一個數理化的圖，使圖上的位置以一種已知的、系統的方式互相關聯。墨卡托提供了這樣一種圖，天文學能為所有航海家面臨的定位難題提供有效的解決方法，但整整耗費了兩個世紀的技術實驗才令這項科學以一種水手可以使用的形式被運用于航海中。
早在1612年，伽利略就提出可以用木星的衛星來確定經度，它們的軌跡與所在的相對位置可以被制成表格，從而推算出經度。處在其他經線圈的觀測者能夠將他們觀測到的木星衛星數據與表格中的數據進行比較，然后將他們之間的時差轉換成經度差，每小時的差距相當于經度上的l5°。木星衛星因此被視為一個通用時鐘。這在理論上是合理的，但實際上，首先是要將它們的相對位置制表，然后還需在船上觀測，這些因素都令這種方法在海上的應用顯得相當不實際。使用月距來確定經度也有同樣的缺陷。月球相比固定的恒星來說運動的速度較快，因此，月球與選定恒星之間的角距可以用作時鐘，就像伽利略方法中的木星衛星一樣。另一種顯而易見的解決通用時鐘問題的方法就是在船上攜帶顯示世界通用時間的計時器，但這里的問題是，當時的計時器要么無法在海上使用，要么就是不夠精確。在18世紀，以上兩種方法都在向前發展：英國、法國和德國天文學家致力于解決月相表的問題，而鐘表制造商則試圖開發全新的無重錘、無單擺的計時器，以便將它推廣到航海領域的使用中。
▲ 一朵風玫瑰，1693年，皮埃爾·莫蒂埃出版。一朵奇異的風玫瑰：頂端的圖例說明告訴我們，6個同心圓中顯示的風向名稱是以歐洲主要國家的古代和現代語言命名的，有希臘語、拉丁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法語和荷蘭語，相當無禮的是，竟然沒有英語！
這兩道難題在相距很短的時間里被接連攻破了。1765年，英國皇家天文學家內維爾·馬斯克爾尼（Nevil Maskelyne） 【內維爾·馬斯克爾尼（1732—1 811），英國第五任皇家天文學家，除了測定經緯度和地球平均密度以外，他也是第一位科學計算地球質量的科學家。】為水手發行了一套月相表，差不多同一時期，l760年，約翰·哈里森完成了他想要建立的4支計時器中的最后一支，達到了最高精度標準的要求。然而，這兩種方法仍然存在實際操作上的困難：即使借助于表格，通過月距計算時間無疑也是費力的；而計時器又是一種十分昂貴的儀器，大多數水手根本無法擁有。然而，自18世紀60年代起，一個可以精確導航的新時代還是來臨了，因為在此大約50年前，科學解決了一個一直困擾著航海家的問題——磁羅盤的偏差。從1698年到l700年，愛德蒙·哈雷在歷時兩年的航行中著重研究了這個問題，1701年他將自己的研究成果繪制成史上第一張全球磁偏差航海圖，之后也成了航海家基本的參考工具之一。1731年，現代四分儀的發明為1757年六分儀的誕生提供了可能，而六分儀的出現又使快速且準確地觀測地平線上的任何天體成為可能。六分儀、天文表、磁偏差航海圖和計時器組成了科學時代主流航海家的必備航海工具。這一時期也出版了第一批關于海洋測量的英文書籍，其中包括亞歷山大·達爾林普爾（Alexander Dalrymple）【亞歷山大·達爾林普爾（1737—1808），蘇格蘭地理學家以及英國海軍部的第一位水文科學家。他堅持主張在南太平洋還有一個未開發的大陸，并為此制作了數千張航海圖，他的理論促使許多探險隊尋找這片神話般的土地。】和默多克·麥肯齊（Murdoch Mackenzie）【默多克·麥肯齊（1712—1797），蘇格蘭水文地理學家和制圖師。】的著作。麥肯齊因發明了一種對海岸勘測至關重要的儀器三桿定位儀（Station Pointer）而聞名于世，借助這個儀器，可以很方便地根據使用六分儀測量的船舶和兩個地標之間的水平夾角，確定船只在海圖上的準確位置。這個新的海洋測量與制圖的時代帶來了這些科學進步，而正是詹姆斯·庫克開啟了這個了不起時代的序幕。
▲ 《魁北克盆地》（局部），1781年，收錄在約瑟夫·德·巴瑞斯（Joseph Des Ba rres）的地圖集《大西洋的海王星》(Atlantic Neptune）一書中。德·巴瑞斯是瑞士人，但他人生中的大部分時間是在加拿大度過的，一直活了l00多歲。從l8世紀60年代開始到70年代結束，他為英國政府調查了整個北美的東海岸，他的地圖在美國獨立戰爭中也被廣泛運用。
▲ 《紐約》，1779年，約瑟夫·德·巴瑞斯作。18世紀晚期，英國海軍還尚未制作出屬于自己的北美殖民地航海圖，而是依賴于一些小型的法國航海圖。德巴瑞斯（瑞士籍的英國測繪師）曾在加拿大和庫克一起工作過，于是被選中監督新一代美洲航海圖的制作，并以“大西洋的海王星”為名公之于世。書中覆蓋東至新斯科舍（Nova Scotia）、南至墨西哥灣（Gulf of Mexico）的全部重要水域。而不久后，英國結束了在美洲的殖民也意味著這些航海圖一不小心成了送給新獨立的美國海軍的臨別禮物。
1600年至l800年間，航海圖從一個非常傳統、以主體經驗為基礎的世界海洋和海岸地圖演變成為展現地球部分表面的客觀模型。為了實現這一目標，需要有一個客觀的框架，包括將地球的球體形狀以數學的方式轉換在平面上的方法，以及利用天文數據建立的定位系統。在這方面，航海圖的發展與地圖是并駕齊驅的。但是，現代航海圖已經逐漸與地圖區別開來，因為在航海圖上展現地球表面的具體面貌并不是航海圖存在的意義。航海圖所展示的基本地理位置能夠讓人確定方向和位置，但盡管地理測繪是必需的，它也只是一個框架，在它之上還疊加了一層又一層關系到航行命運的重要信息。在19世紀和20世紀，隨著船舶變得越來越大，海上交通越來越頻繁，水手的訓練也更加專業化，這些信息不論從體量上還是復雜性上都在不斷地發展。信息開始逐漸以符號或編碼的形式展現，因此，工具性或技術性航海圖在未來成為主流，地形圖漸漸退出了歷史的舞臺。
【資料來源】海上一千年：110張航海地圖中的世界／（英）彼得·惠特菲爾德 著；也卜 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5，書名原文：Charting the Oc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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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奏折的傳遞
唐浩明
在清代，官員給皇帝的報告有兩種。一種是報告例行公事，如財政的收入支出，軍營的管理操練等等。這種報告叫做題本。先送通政使司收取，由通政使司報往內閣，由內閣處理后再擇要匯報給皇帝。例行公事之外的公私大事，則用奏折的形式直接向皇帝陳述。但并不是所有的官員都可以向皇帝上奏，它有級別和職責的限制。清制規定：中央各部院的堂官及科道言官，地方上的文職總督、巡撫、布政使、按察使，武職將軍、都統、提督有權上奏。用今天的職務來套，即中央各部部長副部長、監察紀檢方面的官員，文職省長副省長、武職大軍區司令員、省軍區司令員都有上奏折的權利。由省里派出的管理數府州及負責督糧、鹽法事務的高級行政長官道員，遇有要事，也可以專折上奏。此外，負有特殊使命的人，雖不在這個級別之內，也可以臨時授予他單獨上奏的權利。如曾氏后來帶湘軍出省打仗，當時是一在籍守制的人，沒有任何職務，但肩負的擔子非一般，他向皇帝請求單獨奏事的權利，皇帝同意了。
這兩者之外，遇有非要向皇帝通信息不可的話，則只有請夠資格的人代為呈遞了。題本、奏折分行到光緒二十七年（1901）時，朝廷實行“改題為奏”，即將題本改為奏折，也即廢除了題本。從那以后，文武大員向皇帝報告情況，便只有單一的奏折了。
各衙門對呈遞奏折一事極為看重，尤其是遠離京師的地方大員更是視為神圣。各省題本，均由驛站按規矩一站一站地送往北京，通常需要一兩個月才能到達通政使司。但奏折不同。它是由發折官員的侍從武弁專差護送到京，并且限定時刻到達。若是緊要公文，則用快遞。當時的快遞分為四百里、五百里、六百里、八百里等幾個等級。若是四百里、五百里則逢站換馬；若是六百里、八百里，則日夜兼行，逢站不但要換馬，說不定還要換人。
將奏折送出衙門外，有個專有名詞叫做“拜折”。拜折時得舉行隆重的儀式。這天一早，衙門警衛森嚴，衛兵嚴執刀槍站在甬道兩邊，僚屬們則按品級列排于庭院中。大堂上設香案，將一個尺余見方的木箱供放在香案上，木箱由黃緞包著。一切準備就緒后，奏折的主銜官員穿戴得整整齊齊地走到庭院中，面對著大堂香案上的木箱。這時，轅門外放炮三聲，隨之鼓樂齊奏，主銜官員對著香火燎繞中的木箱行三跪九叩大禮。禮畢，走進大堂捧起木箱，然后莊嚴地交給一旁的送折武弁。折弁接住，將木箱雙手捧過頭頂，疾步下堂，通過庭院甬道走出轅門。此刻轅門再放炮三聲，以示恭送。
有趣的是，這個看似神圣的黃緞木箱里其實是空的，奏折并沒有放在里面。要等這個儀式結束，衙門內外完全安靜下來后，奏折才由人包好，從衙門后門交給折弁帶走。為什么要這樣做？筆者揣測，可能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慮：熱熱鬧鬧中辦的是“假的”，“真的”卻是在悄沒聲息中進行。讀者諸君不妨細細地去觀察觀察，便可以發現，世間許多事其實都是在這種形式下辦成的。
奏折到了北京后，它又是通過怎樣的途徑到達皇帝的手里呢？原來，清廷有專門辦理此事的機構，名曰奏事處。
奏事處分內外兩個部分。外奏事處由御前侍衛大臣兼管，其辦事官員系從軍機處、內務府及各部院的中級官員中調充。內奏事處的辦事人員全由太監充當。
徐珂編的《清稗類鈔》中有一則關于內廷奏事的記載。這則記載上說，每天半夜十二點鐘時，各部院派人將奏折帶到東華門外。沒多久，東華門開，這些人隨外奏事官進入大內，來到景運門內的九卿朝房，將所帶之奏折連同本衙門名片一同交給外奏事官。外奏事官將奏折登錄于簿。過一會兒，乾清門打開了，外奏事官捧著所收的奏折進去，將它們交給內奏事官。內奏事官將奏折全部收集后，時間不會超過凌晨兩點。乾清門外的石欄桿上擱置著一個白紗燈籠。當這個燈籠從欄桿上移到石階上時，則表明皇帝對今天奏折的處置意見快要下達，于是各衙門送折者聚于門外候旨。不久，內奏事官捧著奏折出來，高呼“接事”。大家靜聽。內奏事官叫某衙門的名，該衙門送折者走上前去。內奏事官一邊將奏折遞回，一邊傳達皇帝的旨意，或是“依議”，或是“知道了”，或是“另有旨”。即便數十上百道奏折，內奏事官的傳達都不會出錯。
從這則記載來看，清代皇帝處置國事的效率之高，簡直驚人：一道奏折凌晨遞上去，天不亮便有了結果。這樣的高效率，倒令人生疑了：一、皇帝每天半夜兩點就得起床看奏折，這可能嗎？二、如果這一天的奏折有一百多道，他在天亮之前能看得完嗎？不過，徐珂是清光緒年間的舉人，他雖沒親自去過奏事處，但還是有機會聽到過別人說起這類事的，故而這則記載也不可能是毫無根據的瞎說。姑錄于此，供讀者參考。
【資料來源】唐浩明評點曾國藩奏折／唐浩明著。—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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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技術、創新
◇尋找正確的非共識：中小科技公司的突圍之路
許英博（中信證券首席科技產業分析師）著
英偉達是科技史上最具有研究價值的公司，不僅因為公司在過去20年創造了市值超1000倍的漲幅，也不僅因為公司以3．6萬億美元市值成為當前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更因為其是一家連續30多年與時俱進、持續引領產業趨勢、仍具鮮活生命力的公司。
黃仁勛親手締造了GPU產品，將其打造成面向未來的下一代計算平臺，并在智能計算市場上獲得了絕無僅有的地位和巨大的商業成功。時至今日，英偉達仍是海外唯一一家獨立的圖形芯片公司，黃仁勛也是科技行業中任職時間最長的CE0。
全球資本市場持續高度關注英偉達。一方面，英偉達已經創造了驚人的市值上漲奇跡，未來公司是否仍具有較高的投資價值？另一方面，英偉達的成功經驗能否為中小科技企業的突圍帶來可借鑒的經驗和啟示，從而指導未來的科技股投資？
盡管英偉達的公司文化不鼓勵回顧過去，而是專注于未來，但是，如果不了解英偉達的過去，你就無法真正理解它今天的成就。
《英偉達之道》系統性地回顧總結了英偉達的企業故事，溯源了黃仁勛的個人成長經歷，剖析了其個人特質對公司文化和發展的巨大影響。在許多方面，英偉達和黃仁勛幾乎是共生關系_—英偉達就是黃仁勛，黃仁勛就是英偉達。黃仁勛挑戰了以往對高管角色的分工，一人同時擔任兩種角色，既精通技術，又兼具成熟的商業頭腦。在技術含量極高的半導體行業，他的雙重角色很可能是成功的關鍵。
科技企業伴隨科技浪潮浮沉，鮮有企業能夠跨越多個科技浪潮，持續占據領先位置。是什么導致了科技企業的興衰變化，什么才是最值得投資人重視的因素？在分析一家科技公司的時候，二級市場投資人往往關注其當期盈利和下一個季度的業績指引是否超預期，并以此判斷股價的未來走勢。然而，英偉達的故事告訴我們，一家科技公司的CE0是否真正具備面向未來的趨勢判斷力和強大的執行力，才是事情的關鍵。
快速變化的科技產業，給CE0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小科技公司成長為大公司的突圍之路上，需要CE0們盡快找到方向——“正確的非共識”，即在大公司打盹或者犯錯的時候，提前抓住那些在未來將被證明為正確的大的浪潮和趨勢。英偉達把握住圖形處理的機遇，將其拓展至GPU，并用于科學計算；而英特爾沒有。移動時代，蘋果憑借iPhone定義智能手機，拉開移動互聯網浪潮的帷幕；而微軟沒有。4G時代，字節跳動堅持投入視頻賽道，成為移動互聯網時代的新貴；而騰訊沒有。
找到“正確的非共識”，只是事情的開始。高效的組織、強大的執行力是最終脫穎而出的保障。黃仁勛以其獨特的方式管理公司，從零開始創建一個理想的組織。英偉達的組織形態，與美國大多數公司所謂的“最佳實踐”完全相反。在英偉達，員工堅守“使命才是老板”的理念，可以專注于工作本身而非內部斗爭，從而提升組織效率。英偉達的組織效率和創新速度遠超競爭對手，這使得公司在殘酷的市場中生存下來、蓬勃
發展。
長期堅持研發投入是英偉達在科技產業長青的關鍵，也是中小科技公司集中優勢資源異軍突起的關鍵。黃仁勛說，只有持續投資研發，我們才能有一席之地。在高度技術化的芯片行業中，如果不投資研發，很快就會被淘汰，創新工程遠比財務指標更加重要。與研發規模相比，在正確的方向上投入，做有效研發更重要。如果僅從研發費規模來看，英特爾的研發費規模是持續高于英偉達的，資源錯配、目標不明晰、戰略不連貫導致浪費和錯配，英特爾研發的投資效率顯然是不高的。有效研發，才能鑄就最堅實的業務護城河。
針對以上三點思考，我摘錄了書中有意思的幾個案例。
一、“正確的非共識”從何而來
英偉達的兩個關鍵法寶值得研究和借鑒：“五大事項”電子郵件有助于盡早發展和明確戰略方向，白板討論有助于提煉事物的本質。
1.“五大事項”電子郵件
在傳統公司，高管會依賴下屬提交的正式工作進展匯報。但英偉達的管理層認為，正式的工作進展匯報往往由凈化過的信息組成，以致毫無用處。任何涉及爭議的東西都會被刪除，取而代之的是向上級呈現出一幅和諧的景象。
因此，黃仁勛要求組織中每個層級的員工向他們的直屬上級和高管發送電子郵件，詳細說明他們正在做的“五大事項”，以及他們最近在市場上觀察到的情況，包括客戶痛點、競爭對手活動、技術發展和項目厭惡的潛在可能。“五大事項”電子郵件成為黃仁勛的重要反饋渠道。它們使他能夠提前發現市場中的變化。黃仁勛說，我在尋找微弱的信號，強信號很容易被捕捉到，但我希望在它們還是微弱信號的時候就能發現、攔截。那些后來被證明為非常重要或者有用的事情，最初往往是以弱信號的形式存在。
黃仁勛每天會閱讀約100封“五大事項”電子郵件，快速了解公司內部正在發生的事情。“五大事項”電子郵件成為新市場機遇的洞察來源。當黃仁勛對一個新市場感興趣時，這些電子郵件幾乎實時地塑造了他的戰略思維。
2.白板交流，面向未來
PPT演示可以通過漂亮的格式和誤導性的文字隱藏不完整的思路，呈現靜態信息，不利于協作或深入的討論。在白板上，當有人沒想清楚，或者基于錯誤假設進行推理時，問題無處可藏。白板使人們既嚴謹又透明。它要求人們每次站到白板前都從零開始，因此人們必須盡可能全面地、清晰地闡述自己的想法。
黃仁勛要求經理們用白板講述他們的業務情況，解釋他們的工作和業務的基本假設。這些討論，并不是業務回顧，而是面向未來的。白板會議可以幫助高管提煉出事物的本質。他們都從一個空白的白板開始，他們必須忘記過去，專注于現在的重要事項。而且當他們完成展示后，無論想法有多么精彩，都必須把想法擦掉，然后重新開始。
二、扁平化組織
英偉達偏向于更扁平化的組織架構。黃仁勛認為，傳統企業的金字塔式架構，與卓越背道而馳。許多大型公司被劃分為多個業務單元，由互相競爭的高管進行管理。這些單元被鎖定在長期的戰略計劃中，為了資源而相互斗爭，導致多數組織行動緩慢，助長短期思維和內部的信息囤積。相反，高度扁平化組織，可以使員工更加獨立地行動，也有助于淘汰不習慣獨立思考的低績效人員。
黃仁勛創建了一家他可以直接管理的公司。扁平化的架構、與公司大部分員工直接溝通，是確保每個人都了解情況的最好方法。業務的每個部分都協調一致，促進了透明和知識共享文化的形成。在2010年代，黃仁勛的高管團隊中有40人向他匯報，這一數字后來增加到60人。在英偉達，經理們被灌輸的理念是，不要有領地意識，也不要覺得他們“擁有”自己的員工，而是要習慣于員工在任務組之間的流動。這種做法避免了大型公司的內部摩擦。經理們不會覺得因為擁有大團隊而獲得權力。在英偉達，需要通過完成驚人的工作來獲得權力。
黃仁勛發現，這些變革使英偉達變得更加快速、高效，形成決策也更快。每個人都可以聽到他對高管團隊說的話，員工無論級別如何，都有權參與決策。爭論是基于信息、數據的質量和價值，而不是基于領導者的權威。扁平化的架構使黃仁勛可以把寶貴的時間用于解釋其決策背后的理由，而不是用來裁決內部的各種爭斗。扁平化不僅使每個人都專注于使命，也是培養基層員工的機會，向他們展示高級別的領導者應該如何思考問題。
英偉達成為一家成熟的公司，并不只是因為其收入規模、內部結構，以及員工的群體智慧。當黃仁勛學會如何持續地讓組織遠離內部政治導致的功能性障礙和混亂時，它就變得成熟了。通過諸如直接公開反饋、“五大事項”電子郵件，以及在白板上面而不是在PPT上展示想法等機制，英偉達為員工提供了強大的武器，使他們能夠在不斷追求準確性和嚴謹性的過程中，對抗群體思維和懶惰。
三、持續進行有效研發
1.CUDA的研發構建了英偉達的護城河
黃仁勛在人工智能軍備競賽的早期就意識到，競爭不只是看誰制造出最快的深度學習芯片，同樣重要的是如何讓軟硬件基礎設施協同工作。這需要盡早建立整個軟件生態系統。CUDA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成功故事。如今，已有超過500萬的CUDA開發者，市場上大約有5億個與CUDA兼容的英偉達GPU。該平臺還支持后向兼容，這意味著開發者可以確信，他們在編寫軟件上的任何投資，都可以在未來的芯片上發揮作用。黃仁勛的戰略智慧，確保了競爭對手很難打入一個由英偉達創建且實際上基于其專有硬件和軟件的市場。
但在當時，CUDA的研發耗資巨大！黃仁勛堅持在英偉達全產品線中推出CUDA，而非僅在高端芯片中推出，確保用戶可以把CUDA與英偉達GPU畫等號。對于一項技術來說，使用它的人越多，這項技術成為標準的速度就越快，也就更容易占領用戶心智。挑戰在于，CUDA不僅僅是一種軟件，也是硬件的訪問方式。因此，最佳方案是，CUDA必須與GPU硬件一起設計。
2006年英偉達推出G80，同時推出CUDA，并為此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巨額的資金。與每代芯片只隔1年相比，開發這款GPU計算芯片花費了4年，成本高達4．75億美元，約占英偉達那4年總研發預算的1／3。這還只是一個版本兼容CUDA的GPU。
英偉達為了讓所有GPU都能兼容CUDA投入了大量的資源，這導致其毛利率從2008財年的45．6％下降到了2009財年的34．3％。2009到2011財年，英偉達的毛利率都沒有超過40％。但是2012財年開始，公司的毛利率躍升且穩定在50％以上。
英偉達像一家科技公司那樣運作，不因專注于利潤率而犧牲創新，即使這可能會拖累其利潤。公司堅定投資研發，在全系列芯片中推出CUDA，鑄就了長期堅固的護城河。如果當年英偉達僅將CUDA的使用限制在幾千美元的高端顯卡上，會導致CUDA的成本幾乎與定制設計ASIC的成本一樣高，也就不會取得現在的成功。任何一樣新技術、新產品的普及，必然伴隨其成本的顯著下降。真正走入大眾市場，是獲得商業成功的關鍵。特斯拉的Model 3如此，英偉達的CUDA也如此。
2.與當期利潤背道而馳的長期研究小組
英偉達愿意堅持長期研發和投資，并成功地將這個過程中的努力進行商業化。以光線追蹤為例，從概念提出到集成于GPU中歷時10年。同樣地，構建DLSS的連續迭代如幀生成歷時6年。這樣的長期研發需要遠見卓識和定力。
光線追蹤具備無可置疑的巨大的商業價值，但其難度也是巨大的。光的波粒二象性，使其成為計算機圖形學中最重要的視覺元素，也是最難再現的元素。當時普遍的觀點認為，由于CPU可以執行更廣泛和多樣化的計算，因此它在光線追蹤方面比GPU更有優勢。英偉達研究部門在成立6個月后進行了試驗，結果表明，GPU不僅已經強大到足以處理光線追蹤計算，還能比當時的CPU更快。
英偉達研究部門被視為一個孵化器。如果某個技術成功了，會把它推出孵化器，變成一個產品。事實證明，堅持做難而正確的事情，最終會獲得巨大的商業回報。
英偉達的策略簡單有效，使黃仁勛與其他競爭對手區分開的因素也不難被理解，但這些卻難以復制，因為其對科技公司的CE0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向未來，遠見卓識，持續學習，通曉廣泛的技術領域，同時兼具優秀的管理才能。
黃仁勛令人敬畏。在每次會議上，他可能都是準備最充分的人。他也曾多次表示，如果對技術本身沒有深入了解，他就無法有效履行自己的職責。他說：“我們必須理解技術的基本原理，這樣你才能直觀地了解行業將如何變化。我們的推斷能力和前瞻性非常重要，因為技術日新月異，但我們仍然需要幾年時間來打造一個優秀的解決方案。”只有具備各領域的專業知識，才能決定支持哪些項目，估算這些項目需要多長時間，然后合理分配資源以獲得最佳的長期回報。
這本書展現出完整、鮮活的英偉達，立體地呈現了黃仁勛的思維和特質，這些都值得我們學習和思考。未來，英偉達還會持續快速地奔跑下去，引領人工智能科技浪潮。同時，相信也會有更多的優秀中小型科技企業突圍成長。期待下一個科技浪潮帶來更多機遇！
【注】本文選自《英偉達之道》（[美]金泰（Tae Kim）著；董世敏，周屠林譯）的附件《贊譽和導讀》。
【資料來源】英偉達之道／[美]金泰（Tae Kim）著；董世敏，周屠林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25．1．(2025．4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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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仁勛的技術之思
[美]斯蒂芬·威特 著 周建工 譯
對AI、AGI的極度樂觀
即便是人工智能領域最樂觀的展望者，也主張應保持一定程度的審慎，例如，OpenAi的成立背景便是防范災難的發生。而幾乎只有黃仁勛堅信，人工智能只會帶來益處：
當人工智能網絡能夠學習并掌握從字節、語言、圖像到蛋白質序列等多種數據的理解時，一場變革性、開創性的能力便應運而生了。我們突然間擁有了能夠理解單詞內涵的計算機。得益于生成式AI，信息得以在不同模式間自由轉換，比如從文本到圖像、從蛋白質到文本、從文本到蛋白質，乃至從文本到化學品等。這一原本作為函數逼近器（Function Approximator，數學領域的重要概念，用于多個領域）及語言翻譯器而存在的工具，如今所面對的問題是，我們如何能充分利用它？全球范圍內創業公司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它們結合了這些不同的模型與能力，展現出無限可能。
因此，我認為真正令人驚嘆的突破在于，我們現在能夠理解信息的真正意義。這意味著，作為數字生物學家，你能理解所觀數據的含義，從而于萬千數據中精準捕捉到關鍵信息；作為英偉達的芯片設計師、系統設計師，或是農業技術人員、氣候科學家、能源領域的研究者，在探尋新材料的過程中，這無疑是開創性的壯舉。
黃仁勛認為，人工智能帶來災難性后果的概率為零。
從CPU到GPU，與人工智能攜手“制造”智能
回顧歷史，農業革命讓我們生產出了更多的食物，工業革命則讓我們的鋼鐵產量大幅提升。進入信息技術時代，信息的數量更是爆炸式增長。而今，在這個智能時代，英偉達與人工智能正攜手“制造”智能。
從編碼到機器學習，從CPU到GPU，標志著一個全新的時代的到來。
而且，由于GPU的功能異常強大，我們現在能夠開發的軟件類型堪稱非凡，而在這一強大基礎之上，則是人工智能的蓬勃發展。這正是其出現所帶來的變革，計算機科學因此發生了巨大變化。現在，我們需要思考的是，這樣的變化將如何影響我們的行業？我們都在競相利用機器學習去探索新的人工智能領域。那么，究竟什么是人工智能呢？這其實是一個大家耳熟能詳的概念，即認知自動化和解決問題自動化。解決問題的自動化可以歸結為三個核心概念：觀察并感知環境，理解并推理環境，然后提出并執行計劃。
我們正在創建Copilots、ChatGPT等智能工具，這些都是我們創造出的不同類型的智能“消費者”， 它們實際上就像燈泡和烤面包機一樣，是消耗能量的設備。但想象一下，那些令人驚嘆的、我們所有人都會使用的智能設備，它們將連接到一個新的工廠。這個：hi－曾經是交流電發電廠，但現在，新的工廠將是數字智能工廠。
從工業的角度來看，我們實際上正在創造一個新的產業，這個產業在吸收能量并產生數字智能，而這些數字智能可以被應用于各種不同的場景。我們相信，這個數字智能產業的消耗量將是巨大的，而這個行業在以前是不存在的，就像交流電發電行業在以前也不存在一樣。
堅守加速計算引擎CUDA，從芯片公司轉型為AI芯片公司
英偉達的加速計算之旅始于2006年發布的CUDA和首款用于科學計算的GPU。 CUDA的核心理念在于，將原本用于視頻游戲的并行計算電路重新定向給科學家使用。黃仁勛深信：在某個角落，定有某位狂熱者，其理念將通過CUDA得以驗證；在某處，定有某位研究生將跳過煩瑣的資助申請，用微薄的生活津貼換購一個英偉達GPU，從而掀起一場技術革命；在某處，定有某個被忽視的科學領域，正靜候CUDA的強力加持，以徹底顛覆舊有范式。
黃仁勛斷定：神經網絡將徹底變革社會，而他可以通過CUDA在必要的硬件市場中占據重要地位。他宣告自己將舉公司之力投入這個項目的發展。英偉達迅速從一家圖形芯片公司轉型為AI芯片公司。
CUDA庫是英偉達不斷取得進步的核心所在，黃仁勛稱其為“加速計算的引擎”，它賦能了從AI驅動的醫療突破到量子電路模擬的一切。包括諾貝爾獎獲得者在神經網絡和蛋白質預測方面取得的突破性進展，都是在英偉達技術支持下實現的。
黃仁勛表示：“AI將加速科學發現，變革各行各業，并徹底改變全球每一個l00萬億美元規模的市場。”
AI for Science：為科學家提供算力支持
黃仁勛積極開拓除游戲玩家之外的客戶，為那些需要大量算力的客戶，如氣候科學家、放射科醫生、深海石油勘探者等提供支持。
我在2018年的超算大會上曾介紹過人工智能，但當時遭遇了諸多質疑。原因在于，那時的人工智能更像是一個“黑箱”。時至今日，它依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著“黑箱”的特性，但已比過去更加透明。比如，你我皆為“黑箱”，但現在我們可以向AI發問：“你為何提出這樣的建議？”或者“請逐步闡述你得出這一結論的過程。”通過此類提問，AI正變得愈發透明和易于解釋。因為我們可以借助問題來探究其思考過程。重要的不僅僅是獲取答案，更在于答案的合理性以及是否基于第一性原理。這在2018年是無法做到的。
AI目前尚未能從第一性原理中直接得出答案，它是通過觀察數據來學習和得出結論的。因此，它并非模擬第一性原理的求解器，而是在模仿智能、模仿物理。那么，這種模仿對科學而言是否有價值呢？我認為，其價值不可估量。因為在眾多科學領域，我們雖然理解第一性原理，如薛定諤方程、麥克斯韋方程等，但面對大型系統時，我們卻難以模擬和理解。因此，我們無法僅憑第一性原理進行求解，這在計算上存在局限，甚至是不可能的。然而，我們可以利用AI，訓練它理解這些物理原理，并借助其模擬大型系統，從而幫助我們理解這些系統。
如今，我們或許已擁有了計算機科學技術，使數字生物學家、氣候科學家以及處理異常龐大復雜問題的科學家們能夠首次真正理解物理系統。這是我的期望，希望在這一交叉領域能夠實現這一愿景。
黃氏定律，AI時代的摩爾定律
黃仁勛為我們勾勒了一幅充滿希望的光明未來，而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黃仁勛和英偉達在過去10多年間對該領域的卓越貢獻。摩爾定律在業界一直備受矚目，而近年來，“黃氏定律”逐漸為人們所熟悉。在早期的計算機行業中，英特爾提出的摩爾定律曾預言計算能力每l8個月翻倍。然而，在過去10到12年間，特別是在黃仁勛的引領下，計算能力的增長速度甚至超越了這一預測，實現了每年翻倍甚至更高速度的增長。大語言模型在過去12年里的計算需求每年都以4倍以上的速度激增。若以此速度持續10年，計算需求的增長將是一個驚人的數字——高達100萬倍。
我們正身處一個趨勢之中：神經網絡的規模越大，用于訓練的數據量越多，AI似乎就表現得越智能。這一經驗法則與摩爾定律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我們不妨稱之為“規模定律”（Scaling Law），且這一定律似乎仍在持續發揮作用。然而，我們也清醒地認識到，僅僅依靠預訓練，即利用全球范圍內的海量數據自動挖掘知識，是遠遠不夠的。接下來，還有后訓練階段，也就是深入鉆研某一特定技能，這要求強化學習、人類反饋、AI反饋、合成數據生成以及多路徑學習等多種技巧的綜合運用。簡而言之，后訓練就是選定一個特定領域，并致力于對其進行深度鉆研。
而在這之后，我們最終會迎來所謂的“思考”階段，也就是所謂的測試時間計算。有些事情你一眼就能看出答案，而有些則需要我們將其拆解成多個步驟，并從第一性原理出發，逐一尋找解決方案。這可能需要我們進行多次迭代，模擬各種可能的結果，因為并非所有答案都是可預測的。因此，我們稱之為思考，且思考的時間越長，答案的質量往往越高。而大量的計算資源將助力我們產出更高質量的答案。
雖然今天的答案已是我們所能提供的最佳結果，但我們仍在尋求一個臨界點，即所得到的答案不再局限于我們當前所能提供的最佳水平。在這一點上，你需要判斷答案是否真實可靠、是否有意義且明智。我們必須達到這樣一個境界，即所得到的答案在很大程度上是值得信賴的。我認為，這還需要數年的時間才能實現。
與此同時，我們仍需不斷提升計算能力。正如你之前所提到的，過去10年里，我們將計算性能提升了100萬倍。而英偉達的貢獻在于，我們將計算的邊際成本降低了同樣的幅度。想象一下，如果生活中有你所依賴的事物，如電力或其他任何選擇，當它的成本降低了l00萬倍時，你的行為習慣將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對于計算，我們的看法也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這正是英偉達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成就之一。我們利用機器去學習海量的數據，這是研究人員無法單獨完成的任務，而這正是機器學習能夠取得成功的關鍵所在。
【資料來源】黃仁勛：英偉達之芯／[美]斯蒂芬·威特（Stephen Witt）著；周健工譯。—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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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稿與舊刊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刊物《新青年》（上）
[日]中井政喜
(一)《青年雜志》和卡內基
封面的肖像是美國的成功人士安多留·卡內基（AmdrewCarnegie，1835一l919）。
《青年雜志》（月刊），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創刊，第二卷第一號起改為《新青年》。
當初，刊物的核心是主編者陳獨秀（1879—1942），其他還有李大釗、錢玄同、胡適、魯迅、周作人、劉半農等人。
據魯迅的回憶，“《新青年》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時最惹我注意的是陳獨秀和胡適之。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面豎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的，里面有幾支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適之先生的是緊緊的關著門，門上粘一條小紙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這樣的人——有時總不免要側著頭想一想”（《憶劉半農君》）。
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孫文為中心，推翻了滿清王朝。可是，辛亥革命未能向擊潰中國古老的傳統價值體系的方向發展，不久，就被守舊的實力派袁世凱篡奪了領導權，中華民國創建時的理想化為泡影。除了推倒一個皇帝而外，中國人的精神與中國社會還是舊貌依然。
▲獨秀園中《新青年》雜志封面雕塑（攝于·安徽省懷寧縣）
中國知識分子在把辛亥革命挫折的原因歸結到孫文等沒有直接掌握武力的同時，也注意到精神改革的空白。他們意識到，改革精神界根深蒂固的舊倫理、舊文學，是中國變革的重大課題。
陳獨秀在第一卷第一號卷首文章《敬告青年》中呼吁青年樹立六種理想（此時尚用文言）：
一、尊重個人獨立自主的人格，“自主的而非奴隸的”；
二、世界日日進化，若不能與此并進，必無以適者生存，而反被自然淘汰，所以要“進步的而非保守的”；
三、不是潔身自好而退隱，而是應該同惡社會搏斗，排除萬難，奮勇前進，即要“進取的而非退隱的”；
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
五、西方先進國家，一切政治、教育、文學、技術均于現實生活有所裨益，所以應崇尚“實利的而非虛文的”；
六、近代歐洲的發展，科學之功不在人權說之下，科學說明真理，事事求諸證實，腳踏實地地前進，所以，“要科學的而非想象的”。
可以說，在1915年時的舊中國，陳獨秀的主張是反封建的民主主義的，具有進步的合理的性質。
這一期刊出《艱苦力行之成功者·卡內基傳》（彭德尊著），介紹了美國人卡內基的成功故事。卡內基l835年出生于蘇格蘭。由于父親的失業，舉家遷往美國，他從十二歲就開始在工廠做工。通過自身的努力，他成為鐵道公司職員，后又從事開采石油與制鐵工業的經營，直至掌握鋼鐵托拉斯。卡內基通過援助圖書館、大學等把手里所掌握的巨富還給社會。在這篇傳記中，卡內基被描寫為一個懷有獨立自尊的氣概、一往無前的理想人物。
▲ 獨秀園中《敬告青年》雕塑
(二)“文學革命”的發端
引發文學革命火種的，是留學美國的胡適（1891—1962）寄來的《文學改良芻議》。自稱“芻議”，是對國內學者的謙遜之辭，其實，胡適經過一年多與朋友們的討論，對自己的主張已有明晰的認識與堅定的信念。他將之歸結為八事：
一曰，須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仿古人。
三曰，須講求文法。
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
五曰，務去濫調套語。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講對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語。
胡適在文學固有的歷史框架內，基于文學的歷史進化的觀點，對文學史作出了嶄新獨創的解釋。在胡適看來，在中國元代，就有了白話可以成為文學語言的時機（《水滸傳》、戲曲等），可是到明代就夭折了。“以今世歷史進化的眼光觀之，則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為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可斷言也。”就是說，胡適認為，詩與文章都應該使用20世紀活的語言，即白話。
▲胡適《文學改良芻議》
胡適關于文學改良的意見，在形式方面主張使用白話，在精神方面主張重視作者自立精神的寫實主義。胡適的這些主張，是在文學固有的歷史框架內意義極大而又切實可行的具體的改良方案。
陳獨秀接受了胡適的觀點，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號上發表了《文學革命論》。他認為，今日歐洲的繁榮，是由政治、宗教、倫理道德、文學藝術方面的革命振興而達成。中國雖已經歷過辛亥革命（1911），但依然一片黑暗，因為“盤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倫理道德文學藝術諸端”的改革尚未進行。
這樣，陳獨秀根據辛亥革命挫折的教訓，將文學改良的必要性置于中國改革的大道中重新認識，明確地指出了文學革命、倫理革命的重要性。進而，他提出了文學革命的“三大主義”：“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至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陳獨秀關于文學形式與內容的主張，較之胡適的文章缺乏具體性。但他大聲疾呼文學革命，起到了推進社會前進的作用。
▲1935年重印《新青年》胡適題詞（上海亞東圖書館、求益書社）
另外，胡適為了實證白話詩的可能性，著手白話詩的嘗試。
兩個黃蝴蝶，
雙雙飛上天，
不知為什么，
一個忽飛還。
剩下那一個，
孤單怪可憐，
也無心上天，
天上太孤單。
（胡適：《朋友》，《新青年》第二卷第六號）
后來，這些詩篇結集為《嘗試集》。
▲1935年重印《新青年》蔡元培題詞
（上海亞東圖書館、求益書社）
【資料來源】中國現代文學圖志／楊義，中井政喜，張中良著。一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5
◇《人類知識原理》手稿
[英]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著；王鑒平譯
貝克萊于1710年出版了《人類知識原理》（Principles of Human Knowledge），在此書中，貝克萊不加任何限定或不容妥協地提出他的基本公式：存在就是被感知。如果人們認真對待洛克的經驗主義，那么這一公式就是洛克經驗主義的最終結果。于是，只有當我們事實上確有經驗的時候，而不是別的時候，才能說我們有某些感覺貝克萊的百慕大島城鎮規劃方案和反思的經驗。因之，我們不僅局限于如此登記在心中的經驗，而且只有當我們具有經驗時，我們才承認它們。在某種意義上，這絲毫不足為奇：當你具有經驗時，而不在任何其他時候，你具有經驗。說任何事物存在，只有在經驗中并通過經驗才有意義，因而存在和被感知是完全一碼事。依此觀點，說未經驗到的經驗或者未感知的觀念是毫無意義的，這一立場繼續為主張知識現象學的當代哲學家所堅持。按此理論，沒有未感覺到的感覺材料。至于抽象觀念，如果可能，它們必定代表某種無法經驗的實在，這與洛克經驗主義相抵牾。按照經驗主義的觀點，實在是與能夠經驗的事物共同擴張的。
▲喬治·貝克萊（George Berkeley，1685-1753）
普遍性問題如何處理？貝克萊指出，洛克認作抽象觀念的東西僅僅是一般性的名詞。但是這些并不涉及任何一件事物，而是涉及一群事物中的任何一件事物。因此，“三角形”一詞用以指稱任何三角形，但并不涉及一種抽象觀念。關于抽象觀念理論的困難，事實上與我們關于蘇格拉底的形式不無聯系。它們莫明其妙的是完全非特殊的，由于這個原因，居住在另一個世界而非我們的世界，但人們認為有可能認識它們。
不管怎樣，貝克萊不僅拒斥抽象觀念，而且反對完全洛克式的關于對象和觀念的區分，以及由此而來的知識表象論。因為作為一以貫之的經驗主義者，我們何以能一方面主張所有的經驗都是感覺觀念和反省經驗，另一方面又斷定觀念與本身未被認知，或者甚至不可認知的對象相符合？在洛克哲學中，我們已先領略了以后康德在物自體和現象之間劃出的一種區分。貝克萊沒有物自體，非常正確地把它們當作與洛克經驗主義不相容的東西加以排斥，這是貝克萊唯心主義的要旨。我們能夠真正認識和談論的都是精神內容。與知識的表象論一起，洛克堅持語詞是觀念的符號的觀點。每一個語詞與其觀念相一致，反之亦然。這一錯誤的觀點正是抽象觀念理論的原因。這樣，洛克必須主張，講話中語詞的發聲喚起觀念，以此方式，信息從一個人傳遞到另一個人。
貝克萊毫無困難地證明，這種對語言的說明是行不通的。因為我們在聆聽一個人講話時，所理解的是他講話的要旨，而不是一系列語詞的意義——這些語詞彼此割裂，然后像念珠一樣串起來。人們也許補充，在任何場合關于表象論的困難又到處發生。一個人如何把名稱賦予觀念？這將要求一個人能夠非語詞地表達，一個確定的觀念現存在他的心中，然后設法給它一個名稱。但是，甚至這時仍不可能看到何以能陳述語詞與觀念相符合，因為按照這一理論，觀念本身不是語詞。因之，洛克關于語言的解釋是嚴重不足的。
我們已經看到，人們能給貝克萊唯心主義一個解釋，從而使之不像乍看起來那樣令人吃驚。致使貝克萊去考慮的一些結果，不那么令人信服。這樣看來他無法回避，如果有持續的感知活動，那么必定有從事感知活動的心靈或精神。現在心靈在具有觀念時，不是它自己的經驗對象，所以，它的存在不在于被感知，而在于感知。但是，這一心靈的觀點與貝克萊的立場不一致。因為審視這一情形之后，我們發現以這種方式設想的心靈，恰好是那種貝克萊已批判過的洛克的抽象觀念。這是在抽象物中感知的某種東西，而不是一件什么東西。至于當心靈處于休息狀態時有什么發生，需要具體的解決辦法。顯而易見，如果就活動的心靈來說，存在要么意味著感知，要么意味著被感知，好像利用觀念那樣，那么，不活動的心靈必定是一個觀念，此觀念存在于上帝的不斷活動的心靈之中。因此，正是為了對付理論上的困難，這一哲學的上帝被引入了。上帝的功能僅僅為了保證心靈的繼續存在，相應地，也是為了保證我們稱為物理客體的繼續存在。這是把整個敘述帶回到有點接近常識談話的稍微自由的方法。貝克萊這部分主張最沒有價值，最少哲學趣味。
此處值得強調的是，貝克萊的公式——存在就是被感知，并不說明他想的就是讓實驗去判定上帝所說的這樣的問題。事實上，我們只需要仔細考慮如何正確地使用我們的詞匯，就可看到他的公式顯而易見是真的。
因此，他這里所做的一切并無形而上學的含義，而是規定如何使用某些語詞的問題。只要我們決定在同等意義上使用“存在”和“被感知”，那么當然就沒有懷疑的空間。但是，貝克萊認為，這不僅是我們應該如何使用這些語詞的問題，而是在謹慎的談話中，事實上我們已經以此方式使用這些語詞。我們已經盡力揭示這并非完全難以置信的觀點，但是，人們也許發現，這一談話方式決不像貝克萊認為的那樣適當。
▲《人類知識原理》手稿
首要的事實是，他被引向關于心靈和上帝的形而上學理論，這一理論與其哲學的其他部分極不協調。不堅持這一點，我們也許覺得貝克萊的術語沒有必要與普通常識的談話方式相沖突，盡管這是可爭辯的，而且無論如何不是人們必須放棄貝克萊術語的理由。除了這一點，在貝克萊敘述中有一個哲學弱點，這使他的許多敘述易于受到批評。因為這樣的事實即貝克萊自己曾揭示關于視覺的同類錯誤，貝克萊的哲學弱點越發明顯。如同前述，他正確地主張一個人用他的眼睛看東西，而不是看眼睛；同樣，一般而言，人們可以說一個人用他的心靈感知，在感知的過程中，并不盤旋于心靈之上，觀察心靈。正如我們不觀察我們的眼睛，我們也不觀察我們的心靈；正如我們絕不該說我們看到了視網膜上的東西，我們也不該說我們感知到在心靈中的東西。至少這證明，“在心靈中”這一短語需要仔細地考慮，而貝克萊卻忽略了此點。
▲《人類知識原理》扉頁
上述批評顯示，也許有充分的理由反對貝克萊所持的另一種術語的談話方式；也許這基于事例的類推。就此范圍而言，十分清楚，不管怎樣貝克萊的公式最容易誤入歧途。也許人們覺得如此對待貝克萊并不公道。然而，這或許恰恰是他本人要求批評家做的。在《人類知識原理》一書的導言中，貝克萊指出：“總的說來，我傾向于認為那些困難的絕大部分，即使不是全部，迄今還引起哲學家的興趣，卻阻塞了通向知識的道路，這完全應該歸咎于我們自己。我們才開始揚起一點塵埃，馬上就抱怨看不見了。”
【資料來源】西方的智慧：從蘇格拉底到維特根斯坦：全譯本／[英]伯特蘭·素（Bertrand Russell）著；瞿鐵鵬，殷曉蓉，王鑒平，俞吾金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11月一版一印；書名原文：Wisdom of the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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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與口述
◇圖說“中國留美幼童”
高宗魯譯注
【編者按】
這篇《圖說“中國留美幼童”》圖文均選自高宗魯先生譯注的《中國留美幼童書信集》一書。
▲【圖1】容閎（1828—l912）
第一位畢業于美國耶魯大學的中國學生。
他向清政府提出派遣幼童赴美學習的建議
▲ 【圖2】1872年，中國選送的第一批留美幼童啟程赴美前攝于上海輪船招商總局門前
{jz:field.toptypename/}▲ 【圖3】留美學生在耶魯大學組織的“中華棒球隊”。前排左起：陳鉅溶、李桂攀、梁敦彥、鄺詠鐘：后排左起：蔡紹基、鍾俊成、吳仲賢、詹天佑、黃開甲
▲ 【圖4】1905—1909年詹天佑（右一）主持修筑京張鐵路時與同僚合影
▲ 【圖5】1905年9月4日，詹天佑主持修建的京張鐵路正式開工。
圖為京張鐵路響水堡104號橋
▲ 【圖6】1911年，受邀來華訪問的巴特拉的兩個女兒在梁敦彥的家中。
當年，梁敦彥、蔡紹基、吳仰曾等都曾住在巴特拉家中
▲ 【圖7】梁敦彥（1857—1924），廣東順德人，第一批留美幼童。
歷任漢陽海關道、天津海關道、外務部右侍郎、外務部會辦大臣兼尚書、
會辦稅務大臣、弼德院顧問大臣等職。后曾任北洋政府交通總長
▲ 【圖8】1904年4月30日，美國圣路易斯世界博覽會開幕，清政府派代表團參會。
這是副監督黃開甲（前排右三，第一批留美幼童）會見世博會官員的照片
▲ 【圖9】留美幼童梁如浩和唐紹儀
▲ 【圖10】唐紹儀（1862—l938），廣東香山唐家灣（今屬珠海）人。
1874年作為第三批留美幼童之一赴美。1881年回國后歷任津海關道、外務部右侍郎、署郵傳部尚書、鐵路總公司督辦、奉天巡撫等職。
武昌起義后，代表袁世凱內閣參加南北議和。
1912年3月為北洋政府笫一任國務總理，6月辭職。1917年參加護法軍政府，任財政部長，次年為軍政府七總裁之一。
1919年充南方總代表，與北洋政府代表在上海議和
▲ 【圖11】一戰后參加華盛頓會議的中國代表團顧問梁如浩（左）、蔡廷斡（右）
及駐美公使施肇基的夫人（中）。梁如浩（1863—1941），廣東香山（今中山）人，
是第三批留美幼童。蔡廷斡（1861—1935），廣東香山人，為第二批留美幼童
▲ 【圖12】1890年，留美幼童的合影
▲ 【圖13】1936年，留美幼童最后一次聚會
【資料來源】中國留美幼童書信集／高宗魯譯注。—長沙：岳麓書社，2024.10
◇ 1982年：季羨林先生回母校
龐德治
季羨林先生在他寫的《懷念衍梁》一文中，有這樣一段話：“七年前我回到濟南開會，一中的老同學又見了面，實在是空前盛會，大家都興奮異常。……我見到了余修、黃離等等，衍梁當然也在里面，而且是最活躍的一個。……這一次盛會不但空前，竟也絕后了。”（見《懷舊集》54頁）
最近我整理過去的雜物，發現了一組照片底片，內容是l982年9月，季老回母校濟南一中參加老校友聚會。當時，季老來濟南參加山東大學組織的學術討論會，我在會議間隙，去山大外賓招待所拜見了季老。就在一個月前，我曾和季老一起參加了在北京大學舉行的濟南一中在京校友的聚會。這次在濟南見到季老，我心里特別高興，想乘季老在濟之際，再組織一次在濟南的老校友聚會。季老完全同意我的想法，當即確定了地點和時間，并讓我負責出面組織這一活動。我記得，當時被邀請的校友都是七十歲左右的老人，有曾任山東省政協副主席的余修、山東省科協副主席許衍梁、山東藝術學院黨委書記馮毅之、濟南市房管局的黃離、在山東師范學院任教的李長吉、宮潔民、李念孔、山東人民出版社的劉方、濟南鐵路局總工程師魏家禎、山東省文史館的李士釗，還有幾位校友，我已記不起他們的名字。
季老是1930年在山東省立高級中學（濟南一中的前身）畢業的。當時的校址，位于濟南桿石橋外路北（今為山東省實驗中學）。
▲ 1930年，季羨林畢業于山東省立高級中學，時年十九歲。
季老原在濟南北園白鶴莊的山大附中就讀。1929年山東省立高級中學成立，白鶴莊的山大附中隨之撤消，季老遂進入山東省立高級中學就讀。整個高中階段，季老的學習成績非常突出，每次考試都是第一名，季老自己也承認：“我的高中三年，是我生平最輝煌的時期之一。”
▲ 1950年代，山東省立高級中學校門。
季老在山東省立高級中學就讀時，曾受教于胡也頻、董秋芳等恩師門下。季老的第一個國文老師是胡也頻，胡也頻在課堂上只講普羅文學，也就是無產階級文學，重點講它的目的或使命，說白了，就是要革命。胡也頻不但在課堂上講，課外還有行動，他召集了幾個學生，想組織一個現代文藝研究會。他在宿舍外的走廊上擺開桌子、鋪上紙招收會員，引起極大轟動。他還與上海的一個出版社聯系，準備出版一個刊物，宣傳現代文藝。季老在組織和出版刊物方面都是積極分子，還參加了招收會員的工作。
參加這次聚會的許衍梁，當時與季老并不在一個班，由于兩人都喜歡文藝，志趣相投，后來成了要好的朋友。胡也頻準備出版刊物時，季老和許衍梁都寫了文章，但這個刊物沒有出版就流產了。季老與許衍梁幾十年沒見過面，“四人幫”垮臺后，兩人才又有了見面的機會。這次聚會，許衍梁與季老坐在一起，兩人特別高興……許衍梁病逝，季老寫下《懷念衍梁》一文，追憶友誼及思念之情。
▲ 1934年，季羨林自清華大學畢業后，回母校山東省立高中任教時所攝。
▲ 1982年9月，季羨林在和參加聚會的校友交談。
胡也頻在省立高級中學任教時，受到學生們的歡迎和支持。當時任學生會主席的馮仙舟，經常去胡也頻家中傾聽他的教誨，與胡也頻交往甚密。1930年5月，國民黨當局要下令逮捕胡也頻時，馮仙舟和胡也頻一起離開學校，先去青島，后去上海。馮仙舟后來改名馮毅之，參加這次聚會時是山東藝術學院的黨委書記。胡也頻當年離開學校之后，接替他教職的是董秋芳。董秋芳筆名冬芬，北大英文系畢業，曾翻譯《爭自由的波浪》一書，魯迅先生為該書作序。董秋芳的教學風格與胡也頻不同，他不講什么現代文藝，也不講什么革命，而是老老實實地教書。董秋芳認真講解文藝理論，仔細批改學生的作文，他為人本分、忠厚，在課堂上從不說一句閑話。每逢作文課，董秋芳就在黑板上寫下四個大字“隨便寫來”，意思是你愿意寫什么就寫什么。季羨林在董老師“隨便寫來”的啟迪下，寫了一篇記述自己回故鄉的作文，因感情真摯，深得董老師的贊許。季老后來回憶說：“我之所以五六十年來舞筆弄墨不輟，至今將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筆，全出于董老師之賜，我畢生難忘。”
這次聚會，校友們按時來到學校。我校已離休的胡禧和老師、校長季叔達、副校長孫寶鈞也參加了聚會。首先由我介紹了到會校友，隨后孫寶鈞副校長致歡迎詞，然后請季老講話。記得季老說道：這次老校友的聚會，多虧了龐德治同志的組織和聯系，希望校友們之間，今后加強聯系。接著，季老回憶了他在濟南讀書時的生活。最后，季老希望今天的濟南一中，越辦越好。季老講話之后，余修同志也講了話，他說，由于粉碎了“四人幫”，我們才有這樣一個寬松的環境，讓我們這些老校友在這里聚會，在座的同志，在“文革”中都受到程度不同的沖擊，現在我們能活過來，就要好好地活下去。許衍梁同志也在會上講了話。
▲ 1982年9月，老校友們合影留念。
聚會中，老校友們互致問候。胡禧和老師向季老贈送了自己親手所繪的一幅山水畫。聚會持續了兩個多小時，與會校友合影留念。山東人民廣播電臺的記者，還對季老進行了現場采訪。
聚會結束前，季老在校友留言簿上寫下題詞：“祝母校日益發展，為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培養更多的人才。”余修、馮毅之等校友，也在留言簿上題了詞。
這次聚會，距今已近三十年，照片上的老校友，多已先后故去，翻看這些老照片，不能不引發我對老校友、特別是季老的深切懷念。
【資料來源】老照片。第66輯／馮克力主編。—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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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物、非遺、旅游
◇中國古代官服
劉治娟著
中國絲綢自產生以來，主要用于制衣，被面等日用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主要有皇帝的龍袍、各級官員的官服、演劇用的戲服和產生于民國年代的旗袍。由于絲綢的產量較少，一般只有官員、貴族家族等才能享用綾羅綢緞，一般平民則只能穿著素色的麻布粗衣，隨著封建經濟的發展，后來在一些絲綢高產區，如江浙地區，也有富裕的平民和商人開始穿著絲綢服飾。所以，本章所說的絲綢服飾主要指的是各類官服。
傳統上，中國古代服飾是政治的一部份，它既是個人身份的標志，也是權位的象征，代表個人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古代政府對所有人都有規定的服色，尤其從天子、諸侯至百官，從祭服、朝服、公服至常服等，都有詳細的規定。人人各守本份，不得僭越。明白了這一點，也就能更好的理解中國作為禮儀之邦的深刻內涵。
▲ 漢殿論功圖，明，劉俊。坐者為劉邦，此圖顯示了漢代官服的樣式
商周時期的衣服，有長及足部的長袍，也有分為兩截的上衣下裳。衣一般以對襟為主，也有偏衽的式樣，窄袖、緊口、領子緣有寬邊。裳是一種長齊小腿的裙子，腰間束帶，腹前懸掛一塊長方形的“黼黻”。當時沒有褲子，只在小腿上纏繞裹腿。冬天要加穿各種獸皮制成的皮裘。貴族們的禮服是狐皮裘袍，特別是白狐袍。為顯示禮儀，還在毛裘外面罩上絲織的錦衣，叫作“裼”。有時在裼衣上還可以再加上一層外衣，叫作正服，這是在重大禮儀中穿的禮服外衣。
西周禮儀制度確定了各個等級的不同服裝式樣，而且不同禮儀要穿著不同的服飾。帝王的服裝花紋共分成l2種，只有在天子的服裝上才會全部出現。諸侯們只能使用龍以下的紋樣，士用藻紋與火紋。大夫的服裝上可加上粉米紋。
秦代廢除了原有的六種冕服，僅留下一種黑色的玄冕供祭祀時使用。秦始皇在位時規定官員三品以上穿綠袍、深衣，庶人白袍，多以絹制作。
西漢各級官員的官服一年到頭都是黑色的長袍，官職的不同則用冠帽和綬帶來加以區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官服基本上沿襲漢代的式樣。
隋唐時期帝王官員禮服制度有了重大改變，形成了十分完備且等級森嚴的體系。
隋朝改革了北周的冕服形式后將它定型，隋代末年，隋煬帝又下令用顏色來區分官員和平民的衣著，限定五品以上的官員可以穿紫袍，六品以下的官員分別用紅、綠兩色，小吏們用青色，平民用白色，屠夫商人只許穿黑色衣服，士兵穿黃袍。
▲宋高宗書孝圖，宋，馬和之，此圖中可以看到宋代官服的樣式
唐代繼承了隋代的冕服定制。規定了群臣的禮服有10種，只在盛大的典禮中穿。在其它的日子里，皇帝百官都另外穿統一規定的朝服、公服及常服。朝服，是朝見時穿的服裝，只限七品以上的官員穿用。公服又叫省服，它與朝服基本相同，但更為簡便一些。常服是一種圓領窄袖，左右開衩的長袍。
唐朝官服也分顏色：三品以上紫袍，五品以上緋袍，六品以下綠袍。官吏有職務高而品級低的，仍按照原品服色。這種服色制度，到清代才完全廢除，宋代的官服仍分為祭服、朝服和常服三種。祭服維持唐代的式樣，但各種等級略有降低。宋初，朝服的式樣仍與唐代朝服相同，僅將進賢冠的梁數做了改變，由二梁開始，直至五梁。后，宋神宗廢除了隋唐以來依照官員品級確定冠綬的規定，改由官員職位決定服飾，共分為七等冠綬。從宋代開始，官員穿朝服，必定在脖子上套一個上圓下方的飾物，叫作方心圓領。宋代的常服繼承了唐代的衣式，并和唐代一樣，常服靠顏色來區別品級。
元代在唐宋官服式樣的基礎上確定了和它們大致相似的冕服、朝服、公服。
▲明代官員圖
明朝官員的服飾制度完備而繁縟。帝王服裝上增加了團龍紋，這是明代才開始形成的禮儀制度。龍紋成了帝王的專用徽記。明代給每級官員都設計了一種動物圖案作標志，把它繡在兩塊正方形的綿緞上，官員常服的前胸后背各綴一塊，這種就是補子，這種官服就叫補服。文武百官的朝服都沿襲唐宋朝服的式樣，外穿紅羅上衣、下裳和蔽膝，內穿白紗單衣，足登白襪黑履，腰束革帶和佩綬，頭戴有梁冠。官員的等級通過冠的梁數和綬帶的不同紋飾表示。明代官員們在重大朝會的場合要穿公服。公服由展腳硬幞頭和盤領寬袖長袍組成。袍服的顏色根據官品而定。
清代官服廢除了服色制度，只在帽頂及補服上分別品級，服飾顏色不論職位高低原則上都是藍色，只在慶典時可用絳色；外褂在平時都是紅青色，素服時，改用黑色。
▲紫光閣賜宴圖，清，此圖生動展示了清代官員的服飾
清朝官服突出了滿族的民族特色，徹底改變了延續幾千年的漢族官服面貌。這些服式的滿族特色突出表現在袍褂和長褲上。滿族袍褂是最主要的禮服，它與漢族袍服明顯不同，上身緊窄貼身，袖子較細瘦，下身的前后左右開衩，這也是有等級限制的。皇室袍子開四衩，官員百姓的袍褂只許在前后開兩衩。袍子均為圓領，右衽。皇帝的禮服袍子用明黃色，繡有龍紋。官員和命婦們穿繡有蟒紋的袍子。在袍服外面加穿外褂，也是滿族服裝的一大特征。外褂比袍子短，一般是對襟、圓領、袖子較寬松，袖口平齊。馬褂是一種非常短小的外褂，長不及腰，袖子不過肘部。對襟馬褂也經常被當作宮中禮服穿用。黃色的馬褂最為尊貴。與馬褂相近的還有馬甲，這也是由騎射生活決定的衣服式樣。馬甲沒有袖子，主要貼穿，用以保暖，后來逐漸成了外衣。
▲官服圖案，清代
▲官服圖案，清代
【資料來源】絲綢的歷史／劉治娟著。—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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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洛尼亞國家藝術畫廊
[意]貝亞特莉切·布斯卡羅利 編著孫迎輝譯
博洛尼亞國家藝術畫廊是一座建立于拿破侖時期的博物館，但人們想在城市中興建公共美術館的想法早在巴洛克時代就已經產生。事實上，第一個提出建立公共機構，用以保存并研究博洛尼亞光榮繪畫傳統的倡導者是卡羅·切薩雷·瑪爾維薩，這位業余畫家、杰出的博洛尼亞藝術學者，于17世紀末首先提出了這一想法。
然而，直至1712年，隨著博洛尼亞第一所公共藝術學校，即克萊門蒂娜美術學院的誕生，設立一個博物館機構的具體條件才得以具備。正是普洛斯彼羅·洛倫佐·朗貝蒂尼，這位博洛尼亞大主教、未來的教皇本篤十四世，孜孜不倦地推動了這個機構的創立，因為他想要在克萊門蒂娜美術學院內部“創建一個畫廊，并將博洛尼亞大小教堂中所有著名畫家那最精湛華麗的祭壇畫都收入畫廊中，使它們免受損害”。弗朗切斯科·贊貝卡里響應了紅衣主教（主教本人也向克萊門蒂娜美術學院捐贈了自己的繪畫收藏）的呼吁，捐出了一些16世紀的作品。這些作品一部分是從古董市場上購得的，另一部分則來自一座被拆除的老教堂。幾十年后，贊貝卡里家族的另一位成員——賈科莫侯爵，欲將大量的畫作與雕塑作品在其死后捐贈給克萊門蒂娜美術學院，然而由于繼承人的強烈反對以及18世紀后期的政治動蕩，這些藝術品只得在數年之后才得以歸入克萊門蒂娜美術學院。
▲ 馬爾坎托尼奧·弗朗切斯奇尼：秋，1716（局部）油畫127×173cm購于1967年
弗朗切斯奇尼是西格納尼古典主義最主要的繼承者，他的畫風細致精美，堪與法國古典主義畫派媲美。他的名聲當時達到頂峰，其畫作的委托人往往為達官貴人，如列支敦士登親王、奧托博尼大主教及教皇克蕾芒十一世等。
畫家在其《伯爵之書》中曾明確指出，這幅畫作與其他3幅作品共同構成四季系列，于1716年接受卡里尼亞諾親王委托，并在同年完成創作。弗朗切斯奇尼是卡羅·西格納尼虔誠的學徒，擅長描繪嚴謹而高雅的古典主義畫風。他跟隨西格納尼學習，擁有扎實的博洛尼亞繪畫基礎，并沿循西格納尼導師弗朗西斯科·阿爾巴尼的風格，繼續深入至圭多·雷尼與多美尼基諾所倡導的18世紀的理想主義。弗朗切斯奇尼的風格在意大利乃至整個歐洲廣受贊譽，法國、英國與德國收藏界都對其趨之若鶩。他在18世紀古典主義、羅馬畫派與博洛尼亞畫派之間構建了某種“連接符”，形成早期的新古典主義，畫面表達清晰流暢，構圖安排淺顯莊重，色彩運用清透明朗。弗朗切斯奇尼長壽且高產，通過他的作品，弗朗西斯科·阿爾巴尼田園牧歌式的場面在18世紀阿卡迪亞風格盛行時得以延續與再現。弗朗切斯奇尼風格化的優雅筆觸有時和年輕的多納托·克雷蒂頗為相似，并與歐洲古典主義，尤其是法國古典主義有不少共通之處：如拉海爾、厄斯塔仕·勒敘克與查爾斯·安東尼·夸佩爾。在創作四季組畫之前，畫家曾在熱那亞接到并完成一些重要委托。四季組圖系畫家與妹夫弗朗西斯科·庫阿伊尼合作完成，庫阿伊尼是畫家的得力幫手，一般負責完成自然風光背景。
自1794年起，隨著啟蒙主義風潮傳入博洛尼亞以及拿破侖對它的侵略擴張，博洛尼亞的教堂與修道院也罹遭破壞。不計其數的藝術作品從祭壇和回廊上被取下并被堆放在原圣維塔大教堂的內部，而其中最優秀的藝術品，則要從這里被運往巴黎。1805年，米蘭畫家安德烈·阿比亞尼來到博洛尼亞，從中揀選了50幅畫作，帶回了布雷拉。而剩下的畫作，則被轉移至原圣依納爵修道院——這里一度曾是耶穌會士的總部。在這里，國家畫廊獨具雛形（并立刻向公眾開放），而在國家畫廊一側，新的美術學院也隨之誕生，在輝煌一時的克萊門蒂娜美術學院被鎮壓后，這座拿破侖時期的新美術學院便應運而生了。
波旁王朝復辟期間，意大利新古典主義雕塑家安東尼奧·卡諾瓦殫精竭慮，致力于將一個世紀前法國人擄掠的藝術珍品從巴黎帶回博洛尼亞。地方史料中也記載了滿載名畫的大箱子被送抵原圣依納爵耶穌會修道院這一歷史事件：好奇而歡悅的人們將博物館圍得水泄不通，他們滿懷驚喜地見證了層層嚴密包裝的大箱子被開封，拉斐爾·圣齊奧、阿尼巴爾·卡拉齊、圭多·雷尼等名家的名作得以重見天日。幾乎整個19世紀，工作人員都投入到畫作整理與博物館布置的復雜工作中。直至1883年，贊貝卡里家族第二份遺產捐贈的漫長糾紛才得以平息。1885年是畫廊的“奇跡之年”，在這一年，畫廊最終重新開放。
博洛尼亞國家藝術畫廊收藏了13世紀至17世紀博洛尼亞繪畫中的珍品，然而更為奇特的是，館藏中最負盛名的兩幅作品并非出自博洛尼亞畫家之手：第一幅是喬托的《畫屏》，第二幅則是拉斐爾·圣奇奧的《圣則濟利亞》，這兩幅作品足以證明博洛尼亞國家藝術畫廊的吸引力。
秉持自由而好奇的精神，擁有天才而智慧的大腦，這就是烏利塞·阿爾德羅萬迪——博洛尼亞收藏界的先驅。他孜孜不倦地投身于自然與藝術瑰寶的收藏事業，創立了博洛尼亞第一個“博物館”，其藏品以化石、植物與動物為主。在其逝世后，這些藏品被轉贈予博洛尼亞參議院。
“為了這些收藏，我散盡千金，嘔心瀝血……為保護珍品免遭不測……我將我的珍寶贈予博洛尼亞。希望他們能將其置于安全之處，妥善保管，以供研究……”1603年，阿爾德羅萬迪在遺囑中這樣寫道。這些話語也成為博洛尼亞收藏史上的里程碑，表明了自收藏活動誕生伊始，收藏便與公共利益的理念相輔相成，包含公共保存與公共認知兩個層面，而這些概念，直至18世紀末才廣泛地被人們接受。
除了阿爾德羅萬迪的收藏外，博洛尼亞國家藝術畫廊也匯聚了博洛尼亞其他官方藏館的珍品，而畫廊的歷史也與其他名字及歷史事件相關聯。阿爾德羅萬迪這位偉大生物學家的收藏精神，更是令后人代代相傳，與其他最卓越的精神一起，成就了今日的博洛尼亞——一個擁有約40座博物館的城市，這相當于意大利全部博物館數量的1％（意大利國家統計局1996年的數據：意大利共有4144家博物館，相當于歐洲約35000家博物館的12％）。
阿爾德羅萬迪的收藏精神在其他才華橫溢的博洛尼亞學者中也得以發揚，如路易吉·費爾迪南多·馬爾西利，作為伯爵以及意大利教皇護衛隊的總指揮官，他也是學識廣博的文人與收藏家。為了遏制城市“研究”的衰落，他在18世紀創立了科學與藝術學院，即克萊門蒂娜美術學院的前身。為了取得教皇克雷芒十一世的庇護與認同，該學院由此得名。
▲ 毛羅·甘多爾菲：自畫像 1785-1790，油畫96×78cm藏于美術學院
毛羅·甘多爾菲是畫家加埃塔諾的兒子，他性格奔放自由，桀驁耿直，熱愛旅行，16歲時即離家出走，5年后才重歸家門。毛羅從斯特拉斯堡步行到馬賽，最后在巴黎落腳。他靠賣畫像與草圖為生，但如其《自傳》中所述，毛羅尤其擅長“以鉛筆勾勒出胭脂紅、煙灰黑色色彩”，他展露出的高超技藝，與其父親極為相似。毛羅返回意大利后跟隨父親創作，之后開始在意大利中部旅行。毛羅的版畫作品比繪畫作品更為豐富，他曾在博洛尼亞的許多宮殿創作濕壁畫，形成早期新古典主義的歐洲風格。1801年，毛羅重返巴黎，繼續深造刻版畫技法。毛羅在刻版畫領域逐漸聲名大噪：他受邀參與巴黎博物館繪畫與版畫的大型創作工程，并指導塔列朗畫廊的裝飾工作。
這幅《自畫像》是其代表作品，完成于1785年第一次留居法國后不久。畫面中的男子形象栩栩如生，才華橫溢，仿佛浪漫派筆下放蕩不羈的藝術家。作為17、18世紀過渡時期的主要歷史人物，他熱愛吉他，精通繪畫。毛羅曾不知疲倦地四處旅行，于1816年到達美國。他曾為奇薩爾皮尼共和國繪制了第一面國旗，這也為意大利三色國旗奠定了基礎。
1757年，博洛尼亞籍教皇本篤十四世普洛斯彼羅·朗貝蒂尼，向美術學院運送了不計其數的古石膏雕塑組成雕像長廊，并任命雕塑家埃爾科·萊利作為官方看護人。幾年之后，1762年，克萊門蒂娜美術學院擁有了第一批作品，這8幅作品來源于抹大拉圣瑪麗亞老教堂的遺跡，由博洛尼亞的貴族弗朗切斯科·贊貝卡里購于古董市場。這是贊貝卡里的第一份捐贈，也是博洛尼亞藝術遺產中最原始的“公共核心”部分。這些贈品后經克萊門蒂娜美術學院轉贈予國家藝術畫廊。1884年，贊貝卡里的第二份捐贈品到達國家藝術畫廊，贊貝卡里家族也因此在博洛尼亞——一個幾乎所有古老的貴族珍藏都散佚于市場的城市中，顯得出類拔萃。
切薩雷·紐迪自1950年起擔任國家藝術畫廊館長，他曾這樣寫道：“博洛尼亞有幸在整個18世紀經歷一系列重大事件，這些事件充分表明了文物保護與監管的重要文化意義。而這可能歸功于17世紀的首位博洛尼亞藝術史學家卡羅·切薩雷·瑪爾維薩牧師一些相對有效的做法。早在1749年，著名的教皇本篤十四世普洛斯彼羅·朗貝蒂尼就曾針對當時日漸腐朽的藝術品的所有權問題頒布敕令，以解決由此引發的經濟與法律糾紛。這道教皇敕令，遏制了18世紀下半葉博洛尼亞大量倒賣與收購藝術品的現象，而其他周邊城市，如摩德納與帕爾瑪則深受其害。拿破侖的政策改革，雖然從表面上看，好似征服者所施加的暴政與嚴酷法規，但實際上，這些規定也實現了新的現代國家職能，即履行保護文化遺產的義務。從本質上講，這些文化遺產屬于集體財產，應為社會大眾所服務。”
眾所周知，1796年至1797年間，拿破侖遠征意大利，無數藝術品被帶往巴黎。部分畫作因而離開了博洛尼亞，而更多的戰利品則在拿破侖鎮壓意大利后，被堆放于原圣維塔大教堂。拿破侖侵占博洛尼亞之后，克萊門蒂娜美術學院也發生變化，轉為博洛尼亞美術學院，并于1802年9月8日，與米蘭美術學院同時正式成立。新的美術學院繼承了原克萊門蒂娜美術學院的藝術藏品——來自科學學院的文物古跡，以及1797年至1810年間，拿破侖軍隊從博洛尼亞各個教堂與修道院（31座男修道院、38座女修道院、29個工匠作坊、教育機構與當鋪）所擄掠的大量作品。
1803年，新國家美術學院所屬的畫廊藏品被轉移至原圣依納爵耶穌會修道院，該修道院由阿爾方索·托雷賈尼設計建造（位于現在的美術學院路上），而其中三間用于存放藏品的大廳，則是由里安德羅·馬爾科尼專門設計的。在眾多接受委托、為美術館做出卓越設計的建筑師中，值得一提的是，安東尼奧·卡諾瓦也位列其中。正如地方志中所記載，1811年5月19日，“受委托人親筆寫下這樣一句話：我卡諾瓦亦為此貢獻”。卡諾瓦更為人所熟知的，則是他不懈努力，致力于將轉移至法國的藝術珍品重新帶回意大利的事跡。
1815年，19年前從博洛尼亞運至巴黎的大部分畫作得以重返故土，其中包括拉斐爾的《圣則濟利亞》（法國人將其放于油畫布上，并進行了精細的修復）帕爾米賈尼諾的《圣瑪格麗特》、圭爾奇諾的《阿奎塔尼亞的圣古列爾莫》、圭多·雷尼的《哀悼基督》《嬰孩殉道》與多美尼基諾的《圣艾格尼絲》等。
【資料來源】博洛尼亞國家藝術畫廊/[意]貝亞特莉切·布斯卡羅利編著；孫迎輝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5.9
（偉大的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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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時空、藏書、藏品
◇館藏印記
薛冰著
圖書館的藏書印，最不為藏家所喜，往往被視為影響圖書品相的因素。其實有些館藏印設計機巧，精美得足供把玩；有些館藏印的內容具有特殊意義，其價值同樣不可低估。
一九三四年商務印書館以中央圖書館籌備處所藏文淵閣《四庫全書》為底本，影印《四庫全書珍本初集》一千部，按照合同，商務印書館以十分之一贈與中央圖書館籌備處，這一百部書的牌記下方，或鈐有“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之章”，二十八毫米見方，篆書朱文，時隔七十年，仍色澤鮮艷地見證著這一出版史上強強聯合的佳話。
《中國歷史教程緒論》
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十月商務印書館初版《南北戲曲源流考》，鈐有楷書朱文扁方印，印文除漢字“教育部國語師資訓練班圖書室”外，并于各字上標出漢語拼音。按民國年間幾次推行漢語拼音，但在藏書印上加拼音的，筆者僅見此一例，教育部的這個國語師資訓練班，可謂以身作則。一九四九年華北大學出版的一批參考用書，如吳玉章著《中國歷史教程緒論》、普列漢諾夫等著《人民群眾在歷史上的作用》，藏該校圖書館，在一九五二年均被加蓋一枚三十毫米見方的紀念章，印文分內、外兩層，外圈篆書朱文，“慶祝黨的卅周年紀念”，順時針方向排列，內圈篆書白文“敬祝努力學習”六字，豎分三排右起左行。這種“印中印”，殊為少見。一九五七年七月作家出版社出版《西廂記簡說》，加蓋“江西省工業廳干部訓練班藏書”朱文圓印，將居中的“藏書”二字，篆刻于一本打開的書上，稍作調理，便生趣味。
又如商務印書館的常銷工具書《英文典大全》，筆者所得，已是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六月的第十七版，此書原極普通，但是后襯頁上農藝專校的一方藏書印，卻又極不尋常。這方藍色印記，分上、下兩部分，上部梯形框線中，自右至左橫列“農藝專校”四字，下部長方形框線中，豎列八行宋體字，寫的是：“全國同胞要一致團結起來，共赴國難。我們要用鐵和血去報復國仇。九月十八日是我國有史以來最重大的國恥紀念日。臥薪嘗膽，復仇雪恥。”這使此書成為一件珍貴的抗日紀念品。農藝專校的情況不太清楚，印象中好像蘇州有過一所農藝專門學校。可貴的是，這所學校在得知“九一八”事變的消息之后，就特意刻制了一方紀念章，印在藏書上，希望每一位讀到此書的學生，都能牢牢地記住這深重的國恥，都能以鐵與血的實際行動，投入團結一致的抗日斗爭。自“九一八”以后，中國人民宣傳抗日的形式多種多樣，但采取這樣的方式，筆者寡聞，尚是初見。
類似意義特殊的書外文化印記，還有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粘貼在某些藏書上的一紙聲明，因為這些藏書在南京淪陷期間，曾被掠入日偽中央大學，并加蓋了藏書印。聲明說：“本所刊物為敵偽所占時，悉遭加蓋偽‘中央大學’或偽‘中央大學圖書館’戳記，特此聲明作廢。”堂堂正正，義正辭嚴，不像英雄一世的武二郎，只能披下頭發來遮蓋臉上被刺的金印。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英文典大全》
有些圖書曾經在多家圖書館間流轉，而藏書印便成為這一歷程的忠實紀錄。筆者所得中華書局版《赫克爾一元哲學》下冊，封面及書前均有一寸見方的篆書朱文藏書印二枚，一是“李故督秀山遺贈金所購書”，一是“江蘇公立法政專門學校藏書”，前襯頁貼有“國立第四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書票，書頁左上角又壓蓋“江蘇大學圖書館”鋼印。按李純在一九一七年任江蘇督軍，一九二〇年十月死于任上，遺囑指定捐遺產五
十萬元為南開大學基金，而捐金給江蘇法政專門學校則未見人提及，但此書、此印現在，可為確證；該校后易名江蘇法政大學，在一九二七年六月為第四中山大學所接收；第四中山大學在一九二八年二月由官方決定易名江蘇大學，但受到校方的抵制，僅兩個月后，又改名國立中央大學，而此書上竟也留下了江蘇大學的痕跡。同樣，一九四九年八月至十月間，國立中央大學短暫改稱國立南京大學，此后即正式定名南京大學，而筆者所得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讀者書店初版《沿著毛澤東魯迅指示的方向前進》，書中蓋有多枚“國立南京大學圖書館”鋼印；直到一年以后，一九五〇年十一月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初版《南北方民謠選》的封面及扉頁上，仍蓋有“國立南京大學農業經濟學系資料室”藏書印，封二更蓋有“國立南京大學圖書館”的專用登錄章，并填寫了書號和登錄號。可見該校有過國立南京大學和南京大學兩名混用的階段。
《赫克爾一元哲學》
由此可見，成系列的館藏印，完全可以作為一種有意義的藏書專題。筆者身處南京，歷年來所得南京大學及其前身各校流出舊書頗多，因而注意到該校及各系科圖書館不同時期的藏書印，漸得百余種。由這些藏書印的沿革變化，可以清晰地理出從兩江師范到南京大學的沿革脈絡。其中有古色古香、篆刻精雅的“金陵大學圖書館章”、“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珍藏章”，也有衙門關防式的大印。如宋體朱文“南京大學文學院中國語文學系”方印，三十八毫米見方，而“南京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圖書室”圓印，直徑達四十八毫米。不過要論藏書印之大，這還拿不到冠軍，所見一九五一年九月上海通聯書店初版《征途紀實》，書中蓋有多枚“蘇南文教工作人員訓練班班部”的大紅圓印，直徑竟達五十三毫米，這個“班”真是非同小可。如此之大的藏印，蓋在圖書上，確實是過于刺眼了。
還有更別出心裁的，一九五五年，南京市第三中學圖書館竟將憲法條文制成大塊橡皮圖章，蓋在圖書扉頁上。此印長達一百毫米，寬三十四毫米，上端是五星國旗一面，下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另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共財產神圣不可侵犯。愛護和保衛公共財產是每一個公民的義務。”這本《文學遺產增刊》的扉頁，被蓋成了一個大花臉，不知道算不算對公共財產的“侵犯”。
筆者想對各公立圖書館提點小小的建議，即在加蓋藏書印時，能不能注意這樣幾點：第一，藏書印盡量設計得藝術化一些，面積小一些；第二，盡可能不蓋在封面上；第三，如果一定要蓋在封面上，也希望盡量選擇適當的位置，最好是蓋在邊緣部位或空白處，尤其不要蓋在主圖案甚至人物的面孔上；第四，在扉頁、正文上加蓋印章的原則也相同。總而言之，不要只想到表現自己的占有欲，同時也想到圖書還是一件藝術品；圖書不僅是圖書館的財產，也是所有讀者的財富；圖書館的工作人員，理應比其他人更多一些愛書之心，更能體驗書的感受和讀者的感受。
《征途紀實》
《文學遺產增刊》
《女聲歌曲集》
與館藏印記相類，書店的銷售印記也常常造成圖書的污損，令愛書人無可奈何。“錢貨兩訖”的過程結束，圖書即為讀者所有，書店一定要蓋上銷售印記，已屬對讀者權利的侵害。有的書店將“收訖”之類的印記蓋在后襯頁上，還較為文明；有的書店則印色淋漓地蓋在封底上，甚或理直氣壯的蓋在扉頁以至封面上。如果說出于業務必須，加蓋銷售印記也不是不可以，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不少書店專門設計出藝術化的紀念戳，讓讀者感到這是一種此時此地的“購書紀念”，漏蓋了還感到遺憾；這種人性化的舉措，后來不知怎么就煙消云散了。筆者曾見一本一九五一年六月俄文版《女生歌曲集》，六十四開布面精裝，前襯頁上鈐有大連國際書店特別的“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二周年紀念”紅印，主圖案是光芒四射的天安門城樓，長七十毫米，高五十毫米，印章刻制相當精美，鈐蓋得也端莊合宜。就因為喜愛這枚紀念章，筆者花幾十元買下了這本用不著的書。真希望像這樣的銷貨印記，能夠多一些，而粗糙、粗野的“錢貨兩訖”標記少一些。
【資料來源】版本雜談/ 薛冰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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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預告
◇都靈埃及博物館┄┄ [意]西爾維婭·埃諾迪 編著 鄭昕 譯
◇中世紀歐洲的海上貿易┄┄ [英]菲利普·德·索薩 著 施誠，張珉璐 譯
發布于：北京市